[按：此文乃笔者20年前之旧作。原发表于《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3期），
曾收入《何新集》。兹略加修订，附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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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子的治国之术
正是由这一原理出发，老子引出了他的治国。平天下之术，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军事哲学和伦理学。对于老子的这一部分思想，可以归结为六个字即：以反求正之术。用老子自己的话说即：“玄德深矣，与物反矣，乃复至于大顺”（65章）
实际上老子的逻辑是极其简单的。既然一切事物总是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大者，将变为小；强者，将变为弱；贵者，将变为贱；那么为了使大者常大，强者常强，贵者常贵，就应该反其道而求之。处大而若处小，处强而着处弱，处贵而苦处贱。即自觉地、主动地使自己经常处在小、弱、贱的地位上。这样按“道”的规律发展，结果则格格是相反即转化为大、强、贵。
我们可以把老子的这种策略思想概括为以下这样一个图表：
以反求正之术
以退为进 以辱为荣 以少为多
以贩为进 以缺为成 以损为益
以愚为智 以冲为盈 以柔为刚
以弱为强 以屈为伸 以掩为张
以后为先 以拙为巧 以废为兴
以下为上 以讷为辩 以予为夺
无为则无不为
唐代以后有人认为老子书是兵书（毛泽东亦有此论）。老子书中确实包含军事哲学的内容。但这种军事韬略，并不是著于哲学的主干而只是老子“以反求正”策略思想的副产品。
作为用兵之道老子主张以不战制战，以退制进，甚至以败制胜。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雄天下……善有果而以，不敢以取强。（30章）“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胜以丧礼处之。”（31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69章）
但如果根据这些观点以为老子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是非攻非胜的失败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老子并不反对战争而是以非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法。老子也并非反对胜利。所谓“胜而不美”者乃是以胜为不胜从而不断求胜以达常胜之术也。
这种以反求正的策略思想推广于政治斗争，则可以产生一套设队陷敌、阴谋制人的权谋术数。故老子说：将欲掩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39章）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65章）“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
害。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
这种权谋术略构成老子政治哲学中阴险的一面。亦成为后世许多政治、阴谋家张权制敌的法宝。所谓“君王南面之术”者实即指此。
6、老子的伦理哲学
还是从“以反求正”的原理出发老子提出了他的伦理哲学——一种独特的人生价值观点。
第一老子依据相反者相成的原理，认为人类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反相成、互为依托的。没有绝对的美，亦没有绝对的善。美和善，是与丑和恶的观念相对比较而存在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2章）又说：唯之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2章）
第二，由这种善恶相反相成的价值观出发，老子抨击西周晚期儒家的礼义观念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18章）“故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38章）
第三，既然美和善总是相伴着丑和恶，智慧总是相伴着诈伪，礼义总是相伴着堕落，总而言之，既然人类在文明形态上的每一种进步，都总是伴随着道德与纯朴人性的堕落；那么，对人性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彻底地放弃对美、善、智慧、礼义道德和社会物质文明的追求，而回归于原始纯朴无知无欲的人性中去。所以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权，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与往来。”（80章）
后一段话，体现了老子的最高社会理想。这种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理想（《礼记》）是非常不同的。基本上，老子是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科技与工艺，甚至反对理智性和知识的。他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8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有而不恃，功成而弗居。”（2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63章）为者
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64章）“是以至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
应该指出，老子这种社会理想，表面看是一种反人性、反文明、反理性、反道德的荒谬思想。但另一方面，这正是哲学史上对于人类异化所发出的第一次抗议呼声。
根据这种无为而治的人生哲学，老子阐述了他所理想的圣人模式。这种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不敢为天下先”，“知其白，守其辱”，“专气致柔”——无知无欲无为如同初生的“婴儿”。
如果把老子的伦理学观点与先秦德家的伦理学观点作一对比，就会发现这两种价值观念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
儒家主张用世，老子主张避世。儒家主张进取，老子主张无为。儒家主张“爱人”，行仁政，老子主张“绝圣异知”。儒家重人事，老于尊天道。儒家主张“走私”，老子则主张“成其私”。儒家崇奉西周礼治，主张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以颂古的形式非今，抨击时政，主张改革政治。而老子根本摒弃礼治，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主张使社会彻底退。到氏族时代去。
孟子曾这样描述他所理想的政治家形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
而老子所理想的圣人形象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温兮其若浊。”（15章）
无棱无角，无欲无争。随器赋形，与物同化。无不变之则，无必循之径。但求遗世独立，何问世之清浊？
老子这种拒绝承担伦理责任的人生哲学有其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方面后来在庄子、列子一派的战国后期道家伦理学中得到更为极致的发挥。这种消极的道家伦理在认识论上发展到彻底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在价值论上则是彻底否定生存的责任和意义。不是使人敢于面对历史，面对社会的挑战，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是使人缩入个体生存的蜗壳，以个人的生存得失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因此后期道家实际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苟生哲学。黑格尔曾批判中世纪基督教的“圣徒”观念说：“假如这样的一批人要组成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他们的羔羊式的善良他们那种只知关切自己个人、自己爱护自己、自己永远看到和意识到自己的优点的虚荣心就必须扫除干净。因为那在公众中的生活和为了公众的生活并不需要那种软弱和怯懦的善良，而正需要一种强毅的善良——不要求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功罪，而要求关心公众和怎样为公众服务。
这一批评完全可以用在后期道家身上。人类降生于地球上，是担当着责任和使命的。人应该面对历史改造世界力求有所作为，而不是逃避、无为。人应该有勇气坚持自己认为是善的原则，为一种理想作斗争，不论这种斗争使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两千年来，道家哲学中这种逃避入生责任的“无为”哲学，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历史发展都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不少政治家，由于受这种人生哲学的影响，在所谓“功成绩退”、“激流勇退“的借口下，为了全身保家而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请看一些人生谚语如：
“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刚易折，白易污，巧易拙。”“事事求全无可乐，人非看破不能闲。”“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求和是妙方。”“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糊涂最难”……
诸如此类所反映的其实正是这种无为与逃世的人生态度。
老子这种无为哲学的消极面，后来与儒家哲学中那种重等级，明尊卑、贵古贱新的哲学相结合，遂成为维系两千年停滞的中国封建制度的两大精神枷锁。如果说，在儒家的人生哲学中，尚包含着积极进取，尊民轻君，正视人生，正视人的社会责任等人道主义成分（事实上，封建时代一切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仁人志士，正是接受了在这种积极用性思想的陶冶的）。
那么作为一种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老子思想却是不足取的东西。
结语
黑格尔指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他的时代”。老子的哲学，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春秋时代乃是古代中国史上一个天族地转的大时代。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都正在进入一个旧结构解体和新因素重新组合的过程。诸侯起来了，天子失势了。卿大夫起来了，诸侯又没落了。短短二百四十年间，大小战争二百九十七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一。无数世家公侯或陵夷废灭，或降在皂隶。而昔日的贱臣庶人，却纷纷登上政治权力的角逐舞台。一切传统的典章制度，都在动摇看、颠倒着、扫荡着。变革的观念深深浸润人心。当时有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这种历史进程说：“社楼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左传·昭公32年》）。
老子的哲学思想，是这个历史时代中的一位贵族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所作的哲学概括。也是他对于时代向他的阶级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所给予的理论回答。如果说，老子以物之必交，必反来概括时代的运动乃是深刻的。那么，他以为可以以反求正以无为达有大，以不变之术来抗拒宇宙历史必变之流，则是貌似机智而实则愚蠢的。
作为一个哲学思想体系，老子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在缺陷、老子的逻辑方法是有严重缺陷的。
第一，从老子书中可以着出他的哲学命题都是作为一种先验的公理，以直言判断的形式独断地给出来的。
例如他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如此？这个命题是如何推知的？老子全然没有说明，在他看来，这个命题乃是公理，是不证自明的。然而，象这种直接给出而未经逻辑论证的思想，只能是真假值尚有待验明的命题，而根本不是什么真理。
由于老子哲学缺乏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就使老子的许多命题虽然貌似有理，实际却经不起严密的推敲。
例如老子的全部哲学都是从“反可求正”这一原理出发，认为弱小必能战胜强大，柔弱必能战胜刚强。
但实际上，这个命题却只有在作为或然判断时才有真实性。若作为必然判断，就是根荒谬的。因为虽然世界上凡强大者都曾经过弱小阶段但却绝非凡弱小者必能发展为强大。
另一方面何谓“柔弱”、何谓“刚强”这些概念在老于哲学中都没有严格的定义。诚然新生事物发韧之初常是柔弱的，然而垂死事物在走向灭亡时也是渐趋衰弱的。逻辑的这种不严密使老子不得不在论述中借助大量的表象和实例，并使他不得不以无内在结构的散文诗的形式表述思想。
因此老子哲学的缺点，并非如有人所说具有过于深奥的思辩性，而恰恰是整体上的缺乏思辩性。那种散文诗的外在形式，也绝非老子哲学的优点，而恰恰暴露了它在逻辑方面的致使弱点。
第二，从内容看，老子哲学所反映的，乃是辩证法的否定一面。马克思曾指出：
“……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在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在这里马克思所指出的，即是历史辩证法的否定特征。
生活于春秋那样一个变动的时代，老子对于历史辩证法的这种否定运动是有着深刻认识的。这一点在他的哲学中可以看得十分明显。
然而老子没有认识到，在历史的辩证否定中，同时发生着社会形态的更新即肯定运动。新的，更高级的社会文明正孕育在旧文明的破坏中。
黑格尔在论述辩证法的这种肯定运动时深刻地说过：“为了争取科学的发展……唯一的事就是要认识以下的逻辑命题，即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它是一个新的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
然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子认识不到的。他所看到的只是旧事物、旧制度的崩溃灭亡，却看不到新的社会组织、新生活的强大萌芽。这也正是老子对人生、对历史采取那种极为悲观、消极、无为观点的原因。
悲剧时代产生悲剧的人物，而悲剧的民族总是产生悲剧时代。一个积极地、主动地寻求自我变革的时代是悲剧性的。春秋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而老子则又是这个时代的一位悲剧人物。他的哲学充满矛盾。总的来看，在理论上，老子是一个失败者。而他的社会历史哲学和伦理学，则是反自然和反历史创进之流的。但在思想史的影响上，老子是一个成功者。他的政治哲学为历史上许多帝王将相所宗法。他的玄学思辨原理不但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自然哲学，而且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他的伦理学至今还可以在现代中国人的某些处世方式中看到痕迹。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老子始终被看做最深奥、最丰富的古代思想家之一。然而，这却正是中国文化史的悲剧。因为只应该是哲学思辩之起点的地方，却被后人看作了终点。老子哲学被看作古代思辨哲学的的最高产物，成为后代无数思想家不断追溯的理论源泉。甚至直到中国哲学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被不断重复的某些老子哲学命题。黑格尔曾批评老子以“无”为本体的原理说：“在纯粹抽象的本质中，除了只在一个肯定的形式下表示那同一否定外，即毫无表示。假若哲学不能赶超出上面那样的表现，哲学仍是停在初级的阶段。”这一批评是深刻的！
（写于1980年夏，2000年8月修订）
